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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最后的日子留給世界一個“拋”字

2012-10-13 13:50| 发布者: 習齋| 查看: 634| 评论: 0|原作者: 王恩山|来自: 文史參考

摘要:   公元1942年2月14日,農歷除夕的下午,重慶江津西南15公里的鶴山坪,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一家四口從江津趕上山來過春節。  自從陳獨秀三年前從江津搬到鶴山坪后,陳松年還沒跟父親在一起過個團圓年。陳松年與 ...
  公元1942年2月14日,農歷除夕的下午,重慶江津西南15公里的鶴山坪,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一家四口從江津趕上山來過春節。

  自從陳獨秀三年前從江津搬到鶴山坪后,陳松年還沒跟父親在一起過個團圓年。陳松年與父親現在的妻子潘蘭珍呆在一起有點別扭:潘蘭珍34歲,只比松年大兩歲。再者,陳松年過得也不寬裕,一家四口只靠他在中學當老師那點微薄的薪水養活,有時還要給父親看病抓藥,欠了一屁股債,說是過年,連辦年貨的錢都拿不出來。


  可是這一次過年有所改善,陳獨秀的名氣在鶴山坪傳開后,上門請他寫對聯的山里人特別多,只要來的都拎點年貨送給他。雞鴨魚肉都不用花錢買了。他幾次請人捎信下山,叫松年一家上山過個團圓年。

  除夕夜,陳獨秀叫兒子在院子里放了鞭炮,全家人圍在小桌前,高高興興地吃了頓年夜飯。陳獨秀一手抱著大孫女,一手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小孫女,滿臉歡喜地享受著這難得的天倫之樂。

  這是他在人世間過的最后一個春節。

  自己堵住了從政之路

  1930年后,陳獨秀的政治際遇每況愈下。先是在中東路事件中,批評中共不顧民族利益而聽命蘇聯,與中共中央發生爭執,后又組織托派,被共產國際和中共開除黨籍。沒有了一切經濟來源,國民黨又懸賞三萬大洋四處通緝他,他隱姓埋名,東躲西藏,最終還是被國民黨抓獲,并扣上“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八年徒刑。

  在獄中,陳獨秀不但搞起音韻學和文字學研究,還時常會見各方來訪的朋友。他在牢房里擺了兩個大書架,上面堆滿了經史子集——真的把監獄當成了研究室。更牛的是,比他小29歲的夫人潘蘭珍來探監時,他竟留宿,在牢房里過上了夫妻生活。陳獨秀還為此事罵獄卒說:“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卻沒有犯法。”

  1937年8月23日,由于侵華日軍的步步進逼,國民政府為團結抗日而赦免政治犯,陳獨秀被提前釋放。結束五年的牢獄生活后,他開始了貧病交加的困厄晚年。

  陳獨秀是個政治活動家,雖然他在學術上是個天才,可他偏偏對此不感興趣,他對政治十分投入,卻在政治運動中屢屢失敗。陳獨秀出獄后,蔣介石托陳果夫邀請他擔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被他拒絕;朱家驊也受蔣之托,請陳獨秀再組建一個新共產黨,供給10萬經費和國民參政會5個名額,陳回答:讓我看老蔣的臉色,我陳某人絕干不出這等低三下四的事情。蔣介石殺了陳獨秀兩個兒子,此仇不共戴天,他不可能為國民黨賣命。1927年,陳獨秀的大兒子延年在上海被蔣介石殺害;一年后,26歲的二兒子喬年在大哥延年犧牲的地方——龍華的楓林橋畔英勇就義。接著,大女兒玉瑩去上海料理后事,悲傷過度,暴死醫院;喬年的妻子史靜儀忙于營救,不滿周歲的兒子小紅五因無人照料而不幸夭折。自從陳獨秀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銷總書記以來,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連續失去了四位親人。這一連串的打擊,令陳獨秀痛不欲生。悲劇還沒結束,喬年犧牲后,史靜儀生下一個遺腹女,取名“陳鴻”。1928年底,史靜儀奉命去蘇聯留學,行前將女兒交給別人代養,從此便不知生死。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老虎橋監獄里的陳獨秀聞此消息,認為蔣介石肯定性命難保,生平滴酒不沾的他,高興得托人打酒買菜。他倒滿第一杯酒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當他斟滿第二杯酒,嗚咽起來:“延年啊,喬年啊,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說罷,老淚縱橫,泣不成聲,積壓了多年的悲憤終于得到宣泄。

  這樣的血海深仇,陳獨秀寧死也不會與老蔣為伍。不過,深明大義的陳獨秀為了民族抗日大局,答應“抗戰期間絕不反蔣”。

  胡適知道這個老朋友的倔脾氣,想安排他去美國續寫自傳,過幾年安逸生活。陳獨秀依然搖頭:“美國我是不去的!現在國難當頭,我應盡自己微薄之力,與大家同甘共苦,共同抗日。再說,我是一個中國人,若是真寫自傳,在中國也能寫,何必跑到美國去。過去一些大軍閥官僚垮臺后,都跑到國外當寓公,其實這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我一向反對退隱,此時若是出去了,別人便真的以為這次坐牢是犯了什么罪了,倒讓我說不清楚了。”

  陳獨秀一向口無遮攔,說話從不考慮后果。早年他在杭州陸軍小學教書,一次偶然機會看到沈尹默親筆寫的一首詩,就找到沈的寓所,一進門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卻其俗入骨。”受了陳獨秀這一聲棒喝,沈尹默從此發憤練習,終成一代書法大家,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稱。沈尹默也與陳獨秀成為至交,后來陳獨秀被聘為北大文科學長,就是沈尹默極力向蔡元培推薦的。

  陳獨秀的自負與暴烈的脾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嚴重缺乏團隊協作精神和人際溝通能力。在黨派政治的漩渦中,陳獨秀的思維方式乃至性格秉性都是直線型的,易于沖動、奮進、摧枯拉朽,卻拙于周旋、折沖、剛柔相濟。他是一個光明磊落,從不搞陰謀詭計的“陽人”,又是個剛愎自負、怒則失控的怪杰。這種性格特點決定了他不可能做一個成功的政治領袖。

  魯迅對他的描繪入木三分:“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設法提防。”

  拒絕了國民黨,也拒絕了朋友,陳獨秀本對共產黨心存一念。在南京,他請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李克農幫助營救尚在獄中的托派分子;在武漢,他趕走了來探望的張國燾,還與意見不合的托派首領劃清了界限。可是,他沒料到,剛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為拍斯大林的馬屁,不但不接受陳獨秀去延安,更是炮制了“叛徒”的罪名,陳獨秀等托派人物被誣陷為每月拿日本人300元經費的偵探。陳獨秀怒發沖冠,一面發文駁斥,一面徹底關死了他重回中共的大門。

  流離失所,落腳江津

  1938年7月,陳獨秀夫婦乘船來到重慶。

  張恨水在給陳獨秀接風時提到了重慶的“三絕”:山多、霧多、燥熱,這讓陳吃了不少苦頭,尤其是以“火爐”聞名的夏日重慶,對于患有高血壓、腸胃病等多種疾病的陳獨秀來說,大不適應。再加上日機的轟炸,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使得他煩躁異常,難以忍受。他決計離開重慶。

  在好友鄧仲純醫生的邀請下,8月,他和夫人溯江而上,來到距重慶90公里的江津縣城,因為吃了鄧夫人的閉門羹,他先是住進了郭家公館。這期間,三子松年三口和陳獨秀的養母謝氏輾轉來到江津投奔他。陳獨秀的生活本就艱難,現在一下子多了四張嘴,更難維持。松年從安慶逃難出來帶的一點積蓄,早已花銷干凈,幸虧北大同學會和朋友們不時接濟,日子才過得下去。戰爭年代,物價飛漲,陳獨秀一家更加窘迫,常常吃了早飯吃不上午飯,能當的東西都進了當鋪。日子最艱難的時候,潘蘭珍不聲不響地把手上的兩只金戒指和一副耳環也拿去當了。陳松年找了個中學教師的工作,小兩口搬到學校去住,以減輕家里的負擔。陳獨秀已經窮得買不起報紙,只好常常到一家小書店,站在書架邊蹭書看。老板不時翻著白眼,陳獨秀心中清楚,但囊中羞澀,又離不開書,只好厚著臉皮裝作不知。有一次,因為幾天沒吃飽,體弱無力,站得久了,竟昏倒在書店里。“懼內”的鄧仲純終于做通了老婆的工作,在他的再次熱情邀請下,陳獨秀勉強搬進了鄧仲純開辦的延年醫院。好景不長,1939年3月,養母謝氏病逝,對陳獨秀打擊很大,衰老了許多。

  寄人籬下的日子畢竟不好過,何況陳獨秀又是個不太在意別人感受的人。他和鄧太太的矛盾又鬧得不可調和。陳獨秀最終搬出鄧仲純的延年醫院,在清朝進士楊魯承后人的邀請下,來到距江津縣城30余里的鶴山坪隱居下來,整理楊氏遺稿。在楊家的石墻院,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后四年的貧病時光。

  晚年民主思想大放異彩

  陳獨秀的晚年生活是由一連串的打擊和噩耗串起的。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這位大膽起用陳獨秀的伯樂,當年幾次登門,都未遇見陳,最后索性冒著寒風,一大早來到陳下榻的中西賓館,坐在門口等候。陳獨秀早上起床,看見年長他11歲的蔡元培等候在門外,大為感動,便答應到北大任教。

  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后,雖然和蔡元培政見不同,但友誼并未間斷,陳獨秀幾次被捕,蔡元培都四處呼吁,積極搭救。如今,摯友先他而去,令陳獨秀痛徹心扉。

  蔡元培死后不久,5月,又傳來大姐突發腦溢血病逝于江津的消息。陳獨秀小時候,大姐對他最好。雖然他幾十年革命與大姐沒見面,但到江津后,大姐常看他,給他一些接濟。想到自己兄弟姐妹4人,自己最小,長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茍延”,不禁悲從中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一貧如洗的陳獨秀寓所竟遭到偷竊。他幾年來嘔心瀝血寫成的文字學手稿不翼而飛。那文稿是他在病中一字一句摳出來的,可以說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這個打擊對他太殘酷了。

  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用冰鎬刺殺。消息傳到鶴山坪,陳獨秀震怒了!數年來,他一直觀察著蘇俄的舉動,對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權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托洛茨基被害,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政治謀殺,是斯大林在消滅異己。我們驚奇地發現,陳獨秀晚年對民主和獨裁的重新認識幾乎完全推翻了他從前的主張。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列寧雖然講過“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終究未曾認真采用民主制。至于托洛茨基,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唯其如此,才導致今天蘇聯社會主義流為斯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治。總之,由于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并且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斯大林,才出現獨裁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斯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而在于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借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必須實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獨裁的產生。

  在陳獨秀的身上,有一種優秀的品格同梁啟超很相似,他們從不固執己見,而是隨環境的變化和見識的增長不斷否定自己從前的判斷。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其價值和意義同他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同等重要。

  因食物中毒去世

  陳獨秀隱居鶴山坪后,曾幾次赴渝就醫,但身體未有好轉。他自1913年參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先后五次被捕,尤其是最后一次被國民黨關了五年大牢,患上了嚴重的腸胃病和高血壓。

  入川后,陳獨秀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思想上又找不到一個知音,雖自稱“不怕孤立”,但心中難掩深深的孤獨和悲涼,生活上更是十分窘困,連老友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都被他給當了。他除了偶爾為《東方雜志》和編譯局寫稿,每月領取一點少得可憐的稿費外,就是靠朋友和“北大同學會”的資助。陳獨秀骨子里有一種“寧予不取”的清高和虛榮心,他不得不接受贈款后的復信中,經常可以看到“既感且慚”、“不勝惶恐之至”的字樣,英雄末路,其辛酸和羞愧難以言表。

  即使如此窮困潦倒,陳獨秀的骨氣還是很硬的。他為自己定了三條原則: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愿無緣受賜”。第二,國民黨著名的官僚或共產黨的叛徒贈送的錢物,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攏,也堅決拒絕。叛徒葉卓宣(葉青)匯給他200元,不久便被退回;朱家驊贈他5000元支票,被他拒絕;張國燾寄來5000元,陳也請鄭學稼代為退還。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黨教育部出版,為此出版社已提前預支給他兩萬元稿費。但是,由于他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為改書名發生了爭執,書沒出成,稿費出版社也沒要回,但陳獨秀到死也沒動這兩萬元錢一下。他與友人說到此事時,氣不打一處來:“陳立夫說我用‘小學’兩字不妥,容易和‘小學校’混淆,他懂什么?‘小學’是指聲音訓詁、說文考據,古來有之。兩萬元稿費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別說兩字,就是一個字也不能改。”

  他的倔強把自己一步步逼到了絕境。那條通往鶴山坪的羊腸山道上,不時穿梭著高官要人的轎子、滑竿。戴笠和胡宗南來過,請他出山,話不投機,匆匆離去。周恩來和朱蘊山來過,請陳獨秀回延安,條件是寫個書面檢查,固執的陳獨秀搖頭拒絕:“回黨工作為我所愿,唯書面檢查不能寫。”“我這個人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不歡而散呢。”周恩來送他100塊銀元,陳獨秀堅辭不受。

  1942年的春節過后,江津連綿陰雨,空氣潮濕,陳獨秀整天感到憋悶。之前聽說用蠶豆花泡水服可以治高血壓,于是每年春暖花開時,他都要到田間采些蠶豆花,曬干泡服,雖無什么明顯效果,對身體也無什么損害,萬萬沒想到,他竟是死于這不起眼的蠶豆花。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讓潘蘭珍泡了一杯蠶豆花水,喝下后不久就感到腹脹不適。此時是多雨季節,蠶豆花被雨浸后發霉,陳獨秀沒注意,結果喝了帶菌的水中了毒。次日清晨,陳獨秀強撐著爬起身,堅持寫完《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又給何之瑜寫了一封信,稱此文“可以說是前三文(《我的根本意見》、《戰后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結論,更是畫龍點睛了”。

  此后一星期,陳獨秀病情時好時壞,四肢無力,5月22日后竟幾次昏厥,25日晚9點40分,63歲的陳獨秀走完了坎坎坷坷、毀譽參半的一生。

  書桌前,攤開著一本《小學識字教本》,陳獨秀一生中生花妙筆無數,而他握筆寫的最后一個字,卻正是個“拋”字。也許這就是宿命吧!曾被一代青年尊為思想啟蒙導師,向舊營壘沖鋒陷陣的旗手,他曾領導一場改變民族歷史的新文化運動,創建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卻最終被歷史拋棄,在偏僻的荒嶺,窮困潦倒,苦度余生。終于,他拋棄了親人,拋棄了朋友,拋棄了追求一生的事業,也徹底拋棄了人世間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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